不可思议的革命者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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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篇文章讲到，曾志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，在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，经受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严峻考验。这种严峻考验，，尤其是来自内部的，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，有很多过分严厉甚至是错误之处。但正是因为这种极端严峻乃至过分的考验，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一个异乎寻常坚强的政党，具备了其他政治组织难以比拟的强大组织力和战斗力。
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严峻性，是由种种环境条件决定的。做不到这种坚强性的政党，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。
问题在于，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曾志这一批革命者，在政治运动中再次经受严峻考验。那时他们往往都年事已高，老病交加，能熬过艰难困苦，尤其不易。而且，这种艰难困苦，完全来自国家和党的内部，并非是外部敌人所致。那么，这一段艰难困苦又怎么解释呢？
这种严峻考验从建国前延续到了建国后。是否可以沿用上面的那套说法，也就是必须要有严峻考验，才能保证党组织的组织性和战斗力。
陶铸原来不是中央领导。解放后，他在广东做省委书记地方大员。文革前，被调入中央，陶铸从此成为中央领导之一，一度跻身第四号人物。
陶铸后来为何倒台，其中的种种风云变幻，是个党史上的大课题，本文无力分析。总之，陶铸被打倒了。并且，不久后还查出得了癌，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。
作为陶铸的夫人，曾志当然受到了牵连。先是和陶铸一起被软禁，然后被下放到贫困的粤北山区，在那里吃了不少苦，后来又调到西北地区，其间在各地颠沛流离。文革这几年，他们家的日子和文革之前相比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
但是，其中有一些细节，也引人遐想。比如，虽然被打倒，被下放，到贫困地区受苦，但这些高干的工资似乎照发不误。一个月有几百元。这在当时的中国，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高收入。所以，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压制，但经济上却似乎一直很宽松。家里的孩子一直都能吃上各种高级营养品，和一般民众子弟，迥然不同。他们也有条件掏钱雇用保姆。无论去哪里，只要组织上批准，路费从来都不是问题。
被打倒尚且如此，没被打倒在台上时，官员们的生活状况，也就能知道个大概了。实际上，有其他人的回忆录就说，陶铸在广大担任地方大员时，一家人的生活极为奢华。后来到了中央，陶也特意挑选了中南海最好的院子居住。
管中窥豹，似乎可以看出，从建国到文革爆发，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年，但就在这十几年中，官僚集团已经和普通人民泾渭分别，形成了封闭的小圈子。
生活方面尚属次要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建国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，共产党的干部队伍，也和历史上的其他官僚集团一样，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“官官相护”“互相包庇”之态。
某个在大跃进中犯了重要错误的官员，错误之严重，被毛主席怒斥为“国民党”，但在随后的审查中，该人却被陶铸为首的中南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。后来文革爆发的导火索的“工作组”问题，也很有官官相护、官民对立的态势。
很多这方面的事情，后来都被解读为“保护干部免受政治运动冲击”。仔细分辨其中的对错，超出了我的能力，但从诸多类似事件似乎可以看出，有史以来的那条线索越来越清晰，那就是皇权和官僚集团的斗争。
这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索之一。并且，这条线索不受技术条件、文化变迁、种族融合等外部条件的影响，是国家政治领域挥之不去、长期存在的几个核心问题之一。我这样说的意思是：新中国也没理由摆脱这个问题。
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，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也就是“打倒走资派”。这些口号今天已被彻底否定，于是也就无人深入体会其中的真实含义。依我看，“打倒走资派”就是中国政治史上皇权和官僚集团斗争在新中国的延续。
区别在于，历史上皇帝能采用的办法，往往局限于宫廷政变或者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斗争，但在新中国，民众被充分动员起来，官僚集团因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。经过民众积极参与的政治斗争，官僚集团不说被打成齑粉，也已体无完肤。建国后十七年中已经基本成型的“官官相护”“互相包庇”“官僚-人民之间的护城河”算是被打翻在地了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官员及其家人的命运，遭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们从人上人被打入民间，被迫和广大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。现在这些情况都被概括为政治迫害，其实，有一些保持了革命本色的革命者，虽然身处逆境，反而体验到了劳动带来的充实和快乐。
曾志就是这种“不忘初心”的革命者。在种种艰难困苦之中，她不但努力适应，而且多次表达出这种经历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批已经身居高位、脱离民众的高官，经过这一番折腾，重新深入民间——比任何走访调查都要深入。他们因此对中国社会有了深深的了解。文革之后中国国家治理水平的居高不下，与此不无关系。
总之，新中国的政治运动，及其对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折腾，如果放在“皇权和官僚集团的斗争”的大背景下去理解，就能意识到其独特的历史意义。通过这次斗争，新中国作为新兴政权，经受了一次洗礼，或者说，补了一课。在国家结构和吏治水平上，有了一次了不起的跃升。
之所以说是补课，是因为，新中国成立以前，虽然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，但相比历史上几大强盛王朝之前的战争，破坏力和杀伤力，都要小得多。“社会大扫除”很不到位，旧社会远远没有被彻底清理。社会整体基本保持了旧社会的结构和精神底色。
在这个基础上，如果新中国规规矩矩、一板一眼地正常执政，那么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党和干部必将被旧社会腐蚀，干部队伍将迅速蜕变为和旧中国官僚毫无二致的新官僚。革命的作用和意义将很快流失。新中国的政权建立起来了，但真正的新中国反而遥遥无期了。
毛主席的敏锐之处，就在于他及时洞察了这一切；而毛主席的伟大之处，在于他有胆识有能力对抗和纠正这一切，他勇于向昔日的战友“打倒走资派”！
这完全是一种逆天之举。在人类整个文明史中，能做出如此逆天之举的政治家和国家，屈指可数。新中国因此经历的磨炼和淬火，今日回顾，简直就如同冲锋的士兵闯过炮火封锁线那样令人惊心动魄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曾志这些革命者，虽然个人和家庭备受挫折，特别是政治上备受打击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——不是全部——革命意志依然坚定，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丝毫不变。客观上，他们以自己个人和家庭的牺牲受难为代价，让党和国家完成了一次内在的升华。
能够经受住建国前和建国后多次严峻考验，而矢志不移，我只能说，这些革命者确实是“特殊材料制成的人”，是“不可思议的革命者”。在他们身上，革命信仰的力量得到了充分体现。
后来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，这些革命者基本上没再遭受严峻考验。他们大多安度晚年，幸福祥和，但是，从党组织整体的角度看，严峻的考验依然存在。如果不能以革命的精神继续努力奋斗，革命的成果仍有可能被颠覆、被虚掷。
这是指什么呢？下篇文章继续说。